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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與海南自由貿易港相適應的司法體制創新

                        時間:2021-11-24 17:19 來源:中改院

                        總第1465期

                        2021年11月19日

                        探索與海南自由貿易港相適應的司法體制創新

                        ——“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治建設論壇”專家觀點摘要(二)

                        2021年11月1日下午,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國浩律師事務所主辦、中改院-國浩自貿港法律研究院與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研究院承辦的“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治建設論壇”在??谡匍_。與會專家就“海南自由貿易港地方性法規體系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司法服務實踐創新”等議題發表了觀點?,F將部分專家發言觀點整理如下。

                         黎逸軒(香港德輔大律師事務所、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副秘書長):自由貿易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國際經驗

                        第一,國際商事糾紛解決具有適用不同法律體系的可能性。相對一些國內法律爭議,國際商事糾紛可能不止適用于一個法律體系。例如,跨境糾紛通常不止適用一部法律,國際仲裁有自己的適用法律,不一定與合同適用同一個法律,也有合同本身法律責任的適用法律;一部法律仲裁條款可能只適用某一個仲裁地,仲裁地也有自己不同的仲裁法(新加坡有兩部仲裁法)。

                        第二,加快打造公平中立的國際商事糾紛解決平臺。香港的跨地域糾紛中,當事人有可能兩方都不在境內,香港只是一個中立地,讓他們便于糾紛處理。與香港有所不同,海南引進的資本可能存在一方是國內、一方在國外或者是與境外有聯系的情況。由于疫情的原因,跨境人員流動受到很大限制,但仲裁需求還在,雖然線上庭審比較便利,但是公平性的問題怎么解決?這需要全盤考慮。

                        第三,跨區域糾紛解決需要統籌考慮公共利益與投資者利益。既然當事人可能不在同一個地方,就存在法律跨地域執行的問題。仲裁地和執行地有沒有雙邊執行的條例?按國際公約如何適用?例如,自由貿易港會存在一些投資者在東道國的投資糾紛,如何處理?如何統籌國家政策和公共利益與投資者利益?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四,糾紛爭議解決的原則。一是公平公正。在國際糾紛中,普遍認為要爭取的是程序的公平公正,不一定是最終結果的正確性。很多時候專家判斷、仲裁結果不一定大家都滿意,但只要程序全程公平公正就沒有問題;二是國際性;三是避免加劇沖突;四是結果相對可預見性;五是高效性?,F在需思考仲裁前會不會有更好的解決方法,比如調解能不能更好處理雙方的爭議;六是終局性,如果法院貿然干擾就會使得終局性出現問題;七是結果可執行性,如在海南自由貿易港進行的仲裁、調解、專家評定,境外能不能執行?依據什么法律執行?

                        第五,糾紛爭議解決機制建設需要關注的問題。一是注重國際法的規范,糾紛解決體系設計要跟國際接軌;二是要利用好國內法。比如仲裁法,目前還缺乏專門處理商事調解的法律;三是規則的更新迭代。如仲裁規則、調解規則,現在境外仲裁機構正不斷更新仲裁規則,讓它更切合實際情況;四是復制推廣。在處理仲裁程序、調解程序里用到的一些方法怎么在國內推廣,讓國內的從業者知道程序,能夠省時高效處理。

                          Azman Jaafar(瑞信德亞洲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新加坡法治建設對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啟示

                        第一,降低貿易、投資壁壘,建立有利于投資的商業環境,是自由貿易港成功的關鍵。海南是通向東南亞的門戶,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交匯點。海南要利用自己的優勢,降低貿易與投資壁壘,建立有利于投資的商業環境。

                          第二,新加坡的重要經驗就是在和全球市場銜接的同時,吸引企業在新加坡建立總部基地。新加坡的市場開放程度高,還有很好的爭端解決機制,能夠滿足全球投資者的需求。

                        第三,要通過法治平衡國家利益和投資者利益。

                        第四,要確保法律實施的公平性。在立法時需要向投資者確保這些法律的實施是公平的,外國投資者愿意利用那些具有確定結果的法律制度。新加坡一直是企業選擇的爭議解決地。新加坡司法和立法的聯動性使得其對投資者有吸引力。

                        第五,要將海南建設成為區域性仲裁調解中心。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成為仲裁的優先選擇地,是因為各利益相關者決定把新加坡變成世界仲裁調解中心。對于海南來說,建設區域性仲裁調解中心,一要有支持性的法規,促進金融機構增長,使得資本自由流動;二要有政府的支持,如政府要有相應的政策支持,司法部門要理解政府的意圖;三要加強連接性和技術的使用,如新加坡政府在國際商事法院、國際仲裁中心、調解中心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支持《聯合國關于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

                          Ignacio Díaz de Aguilar(Ecija律師事務所加那利群島辦公室主任):加那利群島對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借鑒意義

                          第一,借助有吸引力的優惠政策支持港口貿易。加那利群島沒有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稅率只有4%,利用稅收以及其他方面的刺激政策,幫助加那利群島吸引投資并促進了港口貿易。目前,拉斯帕爾馬斯港口和130個國家的510個港口都有聯系,每年總共有2300萬噸的貿易量。

                        第二,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形成吸引國際公司的重要優勢。良好的法治環境是加那利群島吸引國際公司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一,加那利群島融入了歐盟的法律體系,可以非常好的促進公司決策,即采取一些便利措施,為公司糾紛解決提供快速機制;其二,加那利群島有法院系統、仲裁系統、調解系統,使得公司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解決糾紛,達成一致協定,更好地推動商事發展。這些對于國際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

                          Paula Boast(思雅仕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迪拜自由貿易港建設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借鑒意義

                        第一,加強監管能力建設。要想吸引外資和高層次人才集聚,制度必須可以執行,必須可以促進投資者的信心。此外,監管非常重要,監管當局應當加強在自由貿易港的仲裁體系建設,希望中國能夠建立這樣的制度并建立仲裁調解中心。

                        第二,完善跨境執行、跨境裁決相關措施。迪拜有跨境執行的模式。迪拜設立國際金融中心法院(DIFCC),適用普通法管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區域內外相關的商事糾紛,使得DIFCC訴訟中的申請執行方能夠將DIFCC判決轉化為DIFCC-LCIA仲裁裁決,從而在《紐約公約》機制下得到廣泛的承認和執行,解決了法院判決跨境執行難題。此外,阿布扎比有全球市場法院系統。

                        第三,加強律師和仲裁人員隊伍建設。律師和仲裁人員應當積極參與法治體系構建,需要有適當的監管機制讓大家履行職責。同時要確保監管的獨立性,法院、仲裁、調解都應當保持中立。

                          白敏(貴州省律師協會會長):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律服務與保障創新

                          第一,習總書記“4·13”講話和《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對法律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

                        CX2]第二,海南法律服務人才短缺。海南省現在有律師五千多人,約占全國律師人數的0.99%,其中涉外律師人數很少,難以滿足自由貿易港建設對法律服務的需求。

                        第三,加強服務與保障創新。其一,用好全國律師資源。全國已經有12000名涉外律師,可以把曾經有效代理過某一類案件的律師同海南省的需求相對接。其二,用好外國所代表處資源。目前,全國有駐華外國律師事務所300多家,海南仍屬空白,如果能把這些資源有效銜接,就能找到能為自由貿易港服務的律師、律所。其三,做好海南法律服務的有效銜接。明確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律服務需求;對接好全球可以提供相應資源的律師、律所;加強與這些律師、律所高端人才的聯系;在海南中改國浩自貿港法律研究中心成立法律人才服務團,為國外、省外法律高端人才服務。

                        姜丹(海南省調解協會會長):關于海南自由貿易港商事調解發展的幾點看法

                        第一,目前國內的訴訟法治體系和仲裁法與國際規則有一定的不對接性。《新加坡調解公約》相較于《紐約公約》,最大的特點是構建了一種原生性的跨國執行機制。當事方要按照本國的程序規則并根據本公約規定的條件執行和解協議。RCEP生效、中國申請進入CPTPP后,都涉及跟國際商事調解的國內對接問題。與《新加坡調解公約》、RCEP的一些條款規定相比,國內目前的訴訟法治體系和仲裁法存在一定的不對接性,國內注重司法的審查和確認,可能干擾到調解在人類社會的本元即當事人的意志,也不利于調解機構的獨立發展。

                        第二,導致不對接性的原因。其一,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的商事調解,目前都沒有一個特別權威性、清晰性的解釋,從而存在概念上的模糊。其二,調解程序以及調解員的評定與資質權威性等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和混亂。其三,訴訟體系對于和解協議仍準備不充分。

                        三,關于海南自由貿易港商事調解發展的設想。利用《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賦予的立法權,率先在海南先行先試國際商事調解規則;借鑒國外做法做出一些突破性的試壓性的嘗試。

                        李靜云(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進一步提高涉外司法質效

                        第一,省高院關于提高涉外司法質效的做法。一是加強涉外審判組織建設,設立全國首個省域性質的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成立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法院;二是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建設,協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人民法院為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制訂《海南自由貿易港法院建設五年規劃(2021-2025年)》,對法院參與的多元化解糾紛等提出相關的要求;三是加強涉外審判機制建設,積極推進自由貿易港法院制度創新,完善涉外司法服務;四是支持和參與海南法治建設。參與破產條例、《海南省多元化解糾紛條例》制定,積極與人民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商事調解組織、仲裁調解機構等進行銜接與對接。

                        第二,繼續推進涉外審判體制機制創新。鼓勵外籍調解員參與糾紛化解,并且選任港澳臺居民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繼續完善一站式訴訟服務和多元糾紛化解平臺,為中外當事人提供服務,進一步加強與調解組織、仲裁機構的對接;對于與我國司法管轄無實際聯系的涉外當事人,探索由當事人自愿選擇海南涉外法庭;探索商事調解組織達成的商事調解協議可以申請海南涉外法庭,即涉外審判機構申請司法確認,以此取得強制力;繼續加快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和儲備,繼續提高涉外司法能力和水平,更好服務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林寧波(海南國際仲裁院副院長):自由貿易港背景下海南仲裁之創新發展

                        第一,商事仲裁在國內和國外的發展差異。國外更多的是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國內更多的是講多元化。這兩者的差別到底在哪?我理解,ADR的替代性、開放性、靈活性、自主性、保密性等特點,都最大程度的滿足了糾紛雙方的需求,合乎法律規范,提高國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西方主要國家,仲裁適用的比例普遍高于訴訟。在境內,訴訟和仲裁的比例和境外恰好相反。

                        第二,我國商事仲裁的發展情況。過去20年,仲裁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據司法部統計每年增幅達30%。2018年,全國250多家仲裁機構,仲裁案件達54萬件,涉案標的達到7千多億。我國的商事仲裁事業發展進入了快車道。

                        第三,海南商事仲裁的發展情況。其一,從商事仲裁案件數量和標的額看,海南仲裁快速發展,尤其是在自由貿易港建設背景下,爭議解決機制成為剛需。其二,推進商事仲裁制度建設。如出臺《海南國際仲裁院管理辦法》。其三,完善商事仲裁機構的體制機制。海南國際仲裁院和原海南仲裁委員會實行“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運行方式;海南國際仲裁院是社會公益性法定機構,作為非盈利法人獨立運作,實行理事會為主導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法人治理機制,實行全員聘任、合同化管理的用人機制,按照國際慣例和同行業的水平制定仲裁員的報酬和工作人員的績效考核和薪酬制度。其四,完善仲裁規則。遵循國際慣例,按照國外知名仲裁機構和國內一流仲裁機構的現行有效做法,對仲裁規則進行修訂,設立臨時仲裁專家,增設仲裁員權利清單制度,完善國際商事仲裁相關規定,允許第三方資助仲裁。

                          黃寧寧(中改院-國浩自貿港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第一,在司法改革創新方面海南需要向幾個周邊城市學習。例如,珠海、香港、上海、北京等應該成為海南未來學習的重點。再例如,2019年,允許境外知名仲裁及爭議解決機構在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內設立業務機構,2020年北京也引入了此制度;深圳推出了三個條例,很多內容都與自貿區的司法改革創新有關聯?!逗D献杂少Q易港法》出臺后,相關內容怎么以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規的方式落實,非常值得期待。

                        第二,本地立法的層級與期待有差距。希望能夠在地方人大和地方人大常委會層級看到地方性的立法,至少看到地方政府的規章,這將是對司法改革創新最好的一個落腳和體現。

                        第三,打造國際一流的仲裁中心需要注重細節。要想打造國際一流的仲裁中心,除了公信力問題、司法權力問題,還有很多小細節。如仲裁員自由進出問題、仲裁員收費的個人所得稅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落實到總體方案、法律及之后的所有法規支撐中,都可以作為突破性、有亮點的立法。

                          田學東(珠海市律師協會會長):從珠海橫琴的經驗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

                        第一,特殊地理位置決定了橫琴的重要性。

                        第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規劃特點。《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一條主線是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要將橫琴建設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新平臺,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

                        第三,民商事法律的適用與銜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26條提出,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在遵循憲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前提下,逐步構建民商事規則銜接澳門、接軌國際的制度體系。其一,在民商法適用方面。珠海橫琴法院近年來受理了很多澳門居民和澳門商事主體訴訟案件,目前的做法有很多的變通。例如,有的案例中橫琴法院直接引用了澳門的《民法典》《商事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同時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在橫琴的判決可以同時引用中國內地和中國澳門相關的法律規定;橫琴法院引入了澳門的陪審員、調解員,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方面邁出探索性的一步。其二,在民商法銜接方面,中國內地和澳門之間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同時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知識產權方面有很多的國際公約,共性很多,但是民事方面有很多的差異。建議可以考慮以個案促進橫琴合作區的相關銜接,也可以考慮建立一站式的深度合作區的解決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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